有关文化、人性及制度的探讨 ——师生对话摘要

 
     题记：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所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文化断层时期，对于人类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虽能深刻认知它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重要影响，但却缺乏一个清晰而系统的概念。
     多年来，个人对此有所思考，但苦于学习能力、经历阅历、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往往浅尝辄止。不过，它就像一道难题，总在引人深思，于是也就愈加希望能够对它有进一步的了解。
傅春明先生，是我三十多年前的古典文学老师。近几年，师生二人常有交流，所涉内容，惯以文化为主线，兼及人性、君权和社会形态。有些认识，大同小异；有的观点，和而不同。更多时候，是学生从老师对文化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和教益。这对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有帮助。以下是二人在2013年上半年的对话摘要。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主线
     王克民：探讨文化，首先要对人类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请老师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一概括。
傅春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就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夏、商、周的汉文化。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后世称之为礼制，成为儒学之滥觞。在此前后，出现的《易》、《诗》、《书》、《礼》、《乐》等典籍，为战国诸子的“百家争鸣”开创了条件。代表中华民族的汉文化，又衍生了秦蜀、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等区域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学说遭到贬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统治思想主流。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继而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产生了道教。此后，历经四百多年，儒、道、佛相互渗透，传统的经学受到冲击，“玄学”思想有所活跃。隋唐时期，社会处于稳定繁荣阶段，儒法一体，兼收西域文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思想。宋明时期，新兴的理学居于社会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帝制文明开始走向衰微。
     十五世纪之后，西方文化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幷同东方开始交流。明清以来，不少思想家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创导“经世致用”之学。西方列强入侵后，国人痛心疾首，要求废科举，兴科技，争民主，求自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华民族文化从此进入了一场新的改革历程，幷一直延续至今。
     王克民：以我个人的经验，知道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概况，并不意味着理解、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虽然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幷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但影响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当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思想及制度。请您对此谈一下自己的分析性观点。
     傅春明：我个人认为，探讨中国文化（此文化为广义的），就要把握中国文化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的君权制，以及与之相互耦合的大一统、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亦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
     宗法制具有鲜明的特征。它是建立在天命论和血统论的基础上的，主要包括宗法制的继承制、等级制和男尊女卑制，即古之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继承制的原则是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继。等级制体现在王权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和帝制时代的爵、官等级制。男尊女卑起始于一夫多妻制，如王权时代的媵妾制，帝制时代的嫔妃制。
     中国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就开始了由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至七千年以前基本完成。在七千年以前至五千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民族完成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也由家长、族长、酋长、部落首领，形成了父权、夫权、君权的雏形。到了夏、商、周，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已经成熟，中国进入王权时代。所谓分封制，即汉朝所称之封建制，就是根据血缘关系、异姓亲缘及功勋大小，封给土地，建立社稷。所谓世卿世禄制，即“诸侯封国，卿大夫食邑”，且“世袭罔替”。秦自商鞅变法，用军功和选拔来任用官吏，等于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这对世卿世禄是一种冲击，是一大进步。但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之后，在皇室家族内部，实行的仍然是宗法制的等级制和继承制。
     秦朝之前，中国有上万年的历史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孙武为代表人物，形成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学术流派，造就了人类文化史上特有的高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灿烂辉煌，博大精深，后世中国所有的文化思想，几乎都能从这一时期找到源头。
     王克民：绵延上万年的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积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心灵的结晶，而精华与糟粕也往往掺杂在一起。在学习和理解这些文化时，您认为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
     傅春明：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家，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较晚的。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应持一种朴素的态度，既要了解它曾经的辉煌，也要认识到它的不足和近代的落后。
     重视理念世界，追求“大同”；强调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注重修身之道，讲求内省尚文；倡导诚信、谦和、礼让、协同合作等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特征。政得其民，变法图强，选贤任能等传统政治思想，也值得借鉴和研究。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君主思想文化不是一码事。语言文字、农耕文化、道德伦理等内容多为传统思想文化；礼文化、君权制及其“三纲”思想，基本属于君主文化。在学习与理解时，应从本质上加以区分。
     二 、关于语言文字
     王克民：语言、文字及其典籍，是探讨文化必然要涉及的内容，也请老师作简要评骘。
     傅春明：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思维是无声的语言，发出声音就是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件；语法是由词汇组成语言的规则；典籍则泛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古代图书。把这个基本的概念搞清了，就能领会语言文字及其典籍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人类的文明，首先是通过人的思维形成，然后再通过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来完成的。
由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以及地域及生存环境的隔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比较先进的民族幷创造出各自的文字。据多数语言学家的习惯分类，中国属于东方语系。中国文字以表义为特点，西方是拼音文字。每个国家的整体文明，通过语言文字的总和来体现；能够体现人类思想和国家文明最充分的，就是最好和最先进的。
     王克民：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而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理解经史之间的关系？
     傅春明：完整而系统的史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所没有的。中国之史始于史官。春秋之际，各诸侯国多有史官，史书之名也五花八门，曰“史”，曰“乘”，曰“梼杌”等等。秦始皇焚书，后存者仅《春秋》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而已。汉武帝将《春秋》奉之为“经”后，史学方为大盛。司马迁的《史记》成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正史的开始。此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体现人类文化的一是实物，二是文字。中国的文字主要是书籍，传统上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据《毛诗·郑笺》的解释，“经者，常也，道也”，“天下之常道也。”它是中国正统文化的集中代表。经学既包括五经四书，也包括研究、阐释五经的有关书籍。释经之书曰传，亦曰注，注注曰疏。如《十三经注疏》即其代表。中国的经史关系极其密切。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通过史来印证经，或按照经的道理记载史，其目的是为君主积累统治经验。史的阶级性非常明显，故中国的史书是有缺陷的。子集在很多方面突破了经史，但其突破仍然有限。“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对经史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史附于经到经附于史的过程。经与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旋律。研究经史关系，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克民：记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礼》、《乐》、《诗》、《书 》、《易》、《春秋》都有过简评。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这些经书，对中国的经学、史学、政治和文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请您重点谈一下对《春秋》和《易经》的看法。
     傅春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它主要是通过和壶遂的问答，借对《春秋》等经书的评述，委婉隐微地说明写作《史记》的目的和深意。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司马迁认为，《春秋》对上阐明三王之道，对下分辨处理事情的准则，表彰贤者，贬斥恶者，具有褒贬现实的积极精神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借鉴价值，是后世群臣父子都十分重视和精心研读的典籍。但《春秋》中的礼仪思想，是与《礼》相一致的，都是用来治理人事、整治人伦的。尤其是在它被奉为圣经之后，不少儒生对其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带有了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意志。
     《易经》一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含有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八卦，说明《易经》的成书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史学界所据也不一致。今日所见《易经》，当属汉儒定型的版本。
     《易经》是一部蓍书。它认为宇宙的起点叫太极，太极由阴阳构成。“一” 是阳爻，“--”是阴爻，这两个符号排列组合，形成了八卦，即乾（天）、坤（地）、震（雷 ）、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卦又两组一个错综组合，构成六十四卦。它虽是蓍书，但它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建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它还涉及了治国、处世、道德和事物发展变化等各个方面，蕴含了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在当时，它相当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它不但对中国文化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上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乃至科学家也有启发。
     王克民：由语言文字、经史子集延伸到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还有“季札观乐”等故事，便会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
傅春明：是这个意思。语言文字、史学典籍、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典籍、文学和艺术。典籍、文学和艺术，与社会风气是相一致的，古今亦然，中外亦然。
     三、农耕文化及其影响
     王克民：您多次谈及玉文化、农耕文化、儒家文化和礼文化等概念，而且认为农耕文化奠定了我们民族的特性，影响了延续至今的国民心态。您这种认识的基础是什么？
     傅春明：大约一万年前，中国是以伏羲为时代符号的渔猎时代；到八千多年前，完成了以神农氏为时代符号的农耕时代的转变。以后中国的原始农业文明时期和传统农业文明时期，统称为农耕文化时代。它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历来人口众多，农民一直是最厐大的群体，国家的财富也主要是来源于农民和土地。农业、农民和土地，在社会中处于绝对的基础地位。千年相袭的传统伦理本位，也根植于广大的乡村社会之中。长此以往，农耕文化便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广泛的文化类型。
     王克民：在农耕文化、小农经济下形成的小农意识，主要是指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反映和思维方式，您如何看待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傅春明：农耕文化养成了农民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锻造了我们的民族淳厚和善、自强不息的人文品格。但农耕文化，是在原始条件、生产力低下、小规模经营、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思想方法，知识的获取，世界观的形成，是祖祖辈辈依次相传的，是一种经验哲学。因此，总体说农耕文化缺少创造精神，有愚昧、保守、自私、狭隘的一面。这也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缺乏独立、自由、创造、人权等精神和意识。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一向重经典，轻科技，把科技发明视作淫巧末技。虽然有四大发明，但在发明后又很难有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正如雨果所言：中国是一个善于把自己的创造发明长期保持在婴儿阶段的民族（大意）。因而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最终造成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落后状态。
     王克民：农耕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或许带有一种客观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缺陷，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必然要经历痛楚的基因，尤其体现在近代的外强欺辱、戊戌变法、宪政之路和当今改革开放的历史之中。但近代中国的历史成因是多方面的，把近现代中国的阵痛，归咎于农耕文化的缺陷，似乎有失偏颇。
     傅春明：任何国家的历史成因都是多方面的，中国也不例外。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方向，以及让国人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感到痛楚的原因，实在更为繁多和复杂，但农耕文化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小农经济的封闭性、狭隘性和长期性，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或叫它“同心圆思维”，亦有人称为“环闭思维”。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八卦是圆的，罗盘为其代表。谶纬之学，《奇门遁甲》，圆作为预测依据。天干地支是循环的，六道是轮回的，天下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极泰来。周行而不殆。一切皆在圆中，一切也突破不了圆——而每逢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是回过头来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答案。这种思维的局限和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们民族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四、礼文化及其本质
     王克民：中国作为一个数千年的封建帝国，必定有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您认为它是哪一种文化？
     傅春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居核心和主导地位者，当为礼文化。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而自豪，但对礼文化的要义和本质，国人却多缺乏深入理解。
礼的内容包括典章、制度、仪式、礼节。礼到底是什么？借用孔子之言：“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所谓经国家，是指治理国家；所谓定社稷，是指巩固政权；所谓序民人，是指划分等级贵贱；所谓利后嗣，主要是保证统治者的血统继承制，即保证宗法制的继承制。
“三纲”和“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是礼文化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尤其是“三纲”，它是礼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理解了三纲五常，就有了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
     “三纲”的形成、发展和强化，前面已经提及。中国自夏商周实行分封制，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秦之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三纲”成为统治思想，君权、父权和夫权，变成了单项要求的绝对权力。“君叫臣死，臣不死，则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则为不孝”。妇女则要遵守“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极端反人性的政治道德原则，反映了礼文化的本质。
     王克民：前面提到玉文化、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和佛教，怎样理解它们与礼文化的关系？
    傅春明：随着原始农耕经济的发展，玉成为中国最早的礼器，成为礼文化的标志物之一。玉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是以人神交接的媒介开始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天命的象征，贵族的标志。《易经》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实指，故玉为贵族所专有，唐之后才逐渐流传到民间。如果把夏朝之前也划归为前礼时期，那当时的玉就是礼的标志。如传说“黄帝以青玉封于嵩山”，这里的玉就是最高最重的礼器。秦朝之印都用玉石刻制，称玉玺（玺，本从玉）。秦始皇的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后历代皇朝仍以帝王玉印作为传国之玺，可见玉文化与礼文化关系之密切了。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但追本溯源，古礼是源，儒学是流。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认为他是礼文化体系的继承者而非创作者。应当认识到的是，儒家学说在先秦只是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它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后被统治者“定为一尊”，就在于它有助于巩固以礼文化为核心的封建君主制度，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儒家倡导由士而仕，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的理想人格，将“圣贤”作为崇拜的偶像，将“四书”作为文化正宗，使得中国历代的知识阶层，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基础和意识，进而成了忠于君主、依附皇权的力量和工具。当然，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反对殉葬制度，主张为政宽惠而不苛猛，体现了对统治阶级有人性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儒家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根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和传统道德，被中国民众广泛接受。总之，儒家思想在后世处于独尊地位，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民族发展影响很大。
     前面提到，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类型，而礼文化则是一个表意系统，是一个以礼为核心的完整而严谨的体系。礼文化居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层面，它的地位和作用要高于大于农耕文化。礼文化，对君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其影响都是至深至远。
佛教的思想相当复杂，其教义为“苦、集、灭、道”四谛（四个真理）。即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皆苦；招集这些苦的烦恼是“集”；灭绝一切欲望，人就可以到达不生不灭的“涅槃”；到达“涅槃”必须修行。佛教与礼文化互不搭界，佛教之所以能够超越印度边界，在中国传播至今，是由于释迦牟尼自己的思想及其广泛的哲学诉求。
     王克民：您的这些认识，使我想到了柏拉图的观点：“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还有林肯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何认识礼文化及其本质，如何区分、甄别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陈腐和精粹，我还需要深入学习。
     五、关于君权制
     傅春明：君权，是指封建国家中君主的权力，是君主居于民之上的特权。这样的君主称皇帝或国王，大多数为世袭制。历代的君主，主要是凭借国家机器和武力进行统治。
前面提到，父系社会时期，是君权制的萌芽期；夏、商、周，是准君权时代；秦始皇之后，中国进入君权制社会。而宗法制的君权制，是中国最根本的制度。对此，我们的探讨，不妨稍加深入。
中国从父系社会开始，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就基本完成了由部落到国家、从父权到君权的发展历程。夏朝父子兄弟传袭，历17王，400余年。商朝共传17世，31王，历时约500年。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史称西周。西周传11世12王，历时200余年。此后，春秋和战国合称东周，共历时50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已开始衰败，中国处于诸侯割据、战争不断的局面。当时，秦国是势力较强的诸侯国之一。在治国理念上，诸子百家各不相同，法家强调法治，主张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儒家提倡仁义，主张德治；老子则讲求无为，自然。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在灭掉最后一个诸侯国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实行重大改革，他尊称自己为皇帝，制定尊君卑臣的各种制度。在中央，设立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下辖诸卿的政府机构。在地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县以下设乡、里以及司治安的亭。同时，还规定“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当然，最著名的是焚书坑儒、还有修筑长城。虽然后来秦朝被汉朝所取代，法家让位于儒家，但汉承秦制，秦始皇所创立的政治及文化方面的统一，并没有被改变。事实上，汉及汉后中国两千多年的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和强化。而猜忌、猜防和永续执政，是历代皇帝专制心思的本质，也是其进一步强化专制的心理动力。
     君权制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神化君主。“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子即神，君即天子。二是垄断真理。君即真理，非君无真理，皇帝即法的化身，天下皆有皇帝说了算。三是迷信暴力。用暴力获取一切，用暴力维持一切，一切依靠暴力。在这样的关系中，是不讲道德、不讲公正的。中国古代的帝王们，也一直很重视制约权力，并且取得了政治技术层面的效果，譬如废除宰相之职，强化中央派出机构等等。但这种制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皇权的排他性，是为了消除其它势力对皇权任何可能的觊觎与竞争。而这种专制的结果是，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黎民百姓的权利越来越少。
     其实，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君位之争，像人性一样，与生俱来，与君位产生而来。因为君位至高无上，以致没有制约，为欲望之最，利益之最，故围绕君权斗争为必然。史书有载：“春秋之际，天国五十有四，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二十有九”。可见君权斗争之残忍，也说明人性之叵测。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夺权和反夺权的历史。所谓的太平盛世，是权力之争的内部时期；所谓的乱世，即百姓造反。但造反者的思想也是统治思想，因而造反成功与否，结果并无异样，成功者成为统治者，下层却依旧，故改朝换代多是造成灾难，很难成为进步。朱元璋是其典型。
     王克民：正如老师所言，秦之后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在原有的制度上变得更加专制。神权、君权和暴力，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制度的命根子。皇亲国戚、宦官势力、官僚体系，也是君权制的孵化和延伸。由此想到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君主为了取得成功，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虑，依靠力量和技术。他甚至劝告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增强力量，应该运用欺骗、阴谋和谎言，同时要使用残酷的暴力。该书被称为“独裁者的手册”，但毋宁说是对君权和专制者的写实。而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世界公认的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
     关于君权制，我还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君权制都曾经是长期的国家制度。二是为什么在十五世纪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统治最好的地区之一？思考这两个问题，可否认为封建社会的君权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除了宗法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这一根本外，科举制度、儒家思想及其民众对皇权的认同和顺从，是否也是中国的君权制得以延续和强盛的要因？由此也曾联想到对黑格尔那句“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名言的通常理解：旧事物在当时能存在，曾是合理的，有理由的，新事物否定和代替了它，这也是合理的。当然，黑格尔的学说，有代表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
     傅春明：这些认识，值得进一步探讨。
     六、人性的善与恶
     傅春明：人身上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动物性的一面，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性。
     人性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研究。在文艺复兴之前，关于人性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根植于东方的性善论，如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二是根植于西方的性恶论，如圣经里的原罪论；三是认为人性不善不恶,是后天形成的；四是有善有恶，善恶相混。
     人的欲望，是人性善恶的本源。性善论、性恶论和不善不恶论，未把人性放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有时候，善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成恶。大体区分，欲望为恶，但欲望非纯恶，它有两面性；无限制为恶，有限制是动力，在理智支配下的欲望即人类发展的动力。统治者无限制的欲望是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恶中之大恶。
     权力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执政者大多是对权力过于热衷，而很少恐惧。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往往就在某些方面丧失了自制力，幷开始玩弄权术，绝少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扭曲。通常情况下，君权愈专制，地方官吏则愈专横。比较好一些的，尚能在操守上把持自己；差一些的，则会勾心斗角，枉法徇私；更有甚者，与地方豪强朋比为奸为所欲为。西汉时，就曾出现过“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吏”的局面。
     王克民：关于人性的理论，除了您提到的几种外，还有我国古代的性三品说，性日生日成说等等。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说，也适用于人类。人性变化不居，我个人倾向于善恶相混说，并认为人是社会和政治的动物，善是人性的主流，人类行为的善与恶，多为动机或意志所决定。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正义和高尚，也藏着邪恶和卑鄙。人性为美，能美得让人感动；人性为善，能达到又好又高的程度；人性为恶，也可跌至无底深渊。人心向真、向善，是人之天性；人为利益、权力而性恶，是人之天性；人身上的兽性，也是人的天性。而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也是人的本性和本能。家庭和国家，就是人们为了和平相处而共同约定的结果，国际之间相处的契约和法则，也是这种约定的扩大。人的这些天性和本能，决定了每个人都是善的创造者，同时也都是潜在的法律、制度、道德和秩序的破坏者。如果所有束缚制约人们的规则全都失效，人类就会相互残杀。善恶博弈，此消彼长；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对人性的教化，对恶的限制，对权力的制衡，对欲望的抑制，可谓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
     在人性中，感情具有独特的色彩和功能。亲情，友情，爱情，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两性关系乃至人类共同体的要素。尤其是亲情，是基于血统或婚姻而产生的，是人世间最为亲爱和珍贵的。在这些感情里面，孕蓄着浓厚而美好的道德意识，包含着人生最主要的内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这里。
     此外，我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里，还认识到古人关于人性、人格的基本理念，以及为人处世的内在逻辑和递进关系。一个人，只有心地善良，品行端正，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只有将道德、知识、信仰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外在的美好追求；只有通过修身成仁成圣，进而扩展到经世治国，兼善天下，才能达至“内圣外王”的境界和高度。
     七、机制是人性的最高形式
     王克民：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已经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当代各国的机制先进与否，有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也关乎宪政问题，还涉及到人类文化的撞击和融合。
     傅春明：先谈一个观点。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斯大林在他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规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理论，曾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灵魂和社会科学的渊源。事实上，阶段与阶段之间，幷没有鸿沟，是很难区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权力结构和治国模式，在本质和形式上幷没有大的改变。苏联的瓦解，证明“五阶段论”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释当今世界现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如何分期，各期如何定名，已有人提出了新的见解。
     前面提到，人的欲望如果没有限制，就会不断地扩大膨胀。一旦这种欲望与权力相结合，便会产生崇尚权力的统治者，便会产生崇尚暴力的专制制度，便会形成高度专制和极权。暴力专制让人惧怕而驯服；极权控制让人虔诚而狂热。德国的纳粹政治，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中国的文革，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也成为人类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因如此，人类在反思中研究和制定了一些限制欲望、限制权力的办法和制度，也因此有了社会机制的改变和进步，有了关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言论和制度。而这些人类都认同的理念集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和人权。民主的本义是主权在民，其基础是天赋人权，即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非经法律不可剥夺。而民主、人权与宪政，是相辅相成的。维护民权和限制公权，是其核心；分权制衡是其精髓；确立一个有限政府是其要义。在这种机制下，权力来自于公民，而且尊重公民的意愿，选举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来掌管国家。同时，权力的行使，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
     王克民：关于权力制衡，一直是近代人类关注的焦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孟德斯鸠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贡当斯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三是托克维尔的“以社会制约权力”。而于1787年制定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则精心设计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即立法权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行使，受总统和法院两方面的制约；总统行使行政权，受国会和法院的制约；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受来自国会和总统两方面的制约。这样把国家权力分给三个不同的机关行使，发挥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作用，就可以防止某一个机关或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它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实现了机制的创新，而且开启了人类的宪政大门。
     人类对于机制的探索和创立，是与时俱进的。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从华盛顿、林肯到孙中山、毛泽东、哈维尔，从《汉谟拉比法典》、《1215大宪章》、《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到现代经济学，诸多的先贤伟人、法律规范及学术经典，都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和遗产。
     先贤伟人们的理论思想，虽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机制、形态，也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具有什么样的治理能力，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治者的意志以及民众的素养和取向决定的。
     八、其它认识
     傅春明 王克民：世代相传的文化、思想、道德和制度，形成了人类的传统。而追求美好，追求幸福，追求公平，追求自由，是人类共同的、持续的、永久的传统。人生而当代，却无不活在传统之中。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传统，就是关于人的传统，就是关于人怎样生活、怎样更好地生活的传统。
     人类的进步，主要是来自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承、合作和交流，而不是基因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常态化，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的文化，将会在交汇中不断变化。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数千年的惯性，改变和提升会相对缓慢；但中国的文化，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高度交汇中，必然会得到提高和升华。
     科学技术正在逐步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化活动的形态，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部分生活。科技的社会化和全球信息的对称化，已成为提升人类素质的重要资源。视觉文化、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更改变着人类对世界、对自己的思维和认知能力。政治制度虽不能与科学技术同步，但科技文明能够冲击和推进政治文明。未来必然还会有更高级、更神奇的科技产品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诚然如此，人们还应切记爱因斯坦的忠告：“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的主要目标。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人类进化到当代社会，社会的经济成份，产业结构，行业类别，政府职能，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与古代社会相比，都发生了量和质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而且导致国家管理成本急剧增加，更要求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文化及其制度与之相适应。如何科学地、高效地管理当代社会，如何建立与之匹配的、更为先进的社会机制，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
     人类文化是属于人类的，也是人类唯一的。宇宙是人类思维中的宇宙，社会是人类思维中的社会。人类对文化、制度、社会及至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是人类自身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既包括对已知的客体，也包括对未知的客体，还包括对永远不可知的客体。宇宙是广袤无垠的，地球只是其中的微粒；人类虽是地球的精灵，但同时也是地球的寄生物。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人类对其它问题的认识。人类只有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狭隘、愚昧和卑微，才能敬畏自然，才能回归理性，才能自觉地遵从社会发展的规律。
     人类繁衍，世代不已；社会进步，永无止境。人类的智慧和希望，在于不断地探讨、创造和建立更加先进的文化、制度及其一切文明。  
 
[傅春明，生于1937年2月，潍坊市人。196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原昌潍师专中文系副教授（1982年晋升），主讲先秦文学。王克民，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
 
 
 
附  本文所及历史大事年
 
公元前：
2100  夏王朝建立   2000 汉谟拉比法典   1100  周朝建立   700—221  春秋战国时期   600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500  老子《道德经》  孔子《论语》  400  柏拉图 《国家篇》 亚里士多德  孙武  墨子  300  孟子  250 荀子  韩非  221 秦始皇统一中国   200  西汉王朝   100  司马迁 《史记》
公元后：
100 佛教传入中国  200 中国汉朝结束  500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
700 唐代鼎盛时期  1200英国大宪章  1500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680  洛克 英国哲学家 首位集民主立宪思想之大成者  1725 伏尔泰《哲学书简》 法国启蒙运动  1750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英国工业革命  1760卢梭《社会契约论》 1770 杰佛逊撰写《独立宣言》 亚当·斯密《国富论》 1780 华盛顿  美国宪法  马尔萨斯《人口论》   1820  黑格尔《法律哲学原理》   1835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1840  达尔文《物种起源》 1860 林肯  马克思《资本论》  1898  戊戌变法  1900  马克斯·韦伯  1910孙中山 辛亥革命   1920 爱因斯坦  1930德国纳粹政治 斯大林时代  1940   第一代通用计算机  毛泽东   1966  中国文化大革命 1990  苏联解体  哈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