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民：李浩培先生的法治观

李浩培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国际法学家，但他对国内法和法治问题也十分重视，也有深入研究。以下简要谈谈先生的法治观。

1947年，李浩培先生在《观察》第2卷第12期发表了“法治实行问题”（现载《李浩培文选》第820——827页）。他开篇即言，中国现在甚需要法治，朝野上下亦正提倡法治；然而我们与真正的法治，距离尚颇遥远。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问题，值得深思。然后，便展开了论述。

李浩培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在何种情况下，才可称之为“法治国”？答案是：一个国家，如其统治权的行使，以法律为准绳，受法律的约束，那便是法治国。一个国家，如实行法治，至少应有五个结果：第一，国家的统治权绝非毫无限制，统治者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只能依法要求人们行为或不行为；而人民也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且亦得对统治者依法主张其权利。第二，一切大官小吏为国家行为时，必须时时处处顾及法律，而绝不能使他们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致法律失去效力。第三，不但人民受法律制裁，一切大官小吏也受法律的制裁；官吏的行为，非系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系以法律负责任的行为。第四，人民不受法外的责罚，只需遵守法律，便可安居乐业；人民即使触犯法律，必须经依法审判方受法律所规定的责罚。第五，必有一种机关以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加他们以法律所规定的制裁，这种机关便是司法机关；但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必须有独立的司法，使司法免于一切其他机关的干涉。

李浩培先生认为，颇多法律的存在，绝不能显示国家已实行法治。他对当时的国家现状，并不讳忌疾，而是直言批评。他说，在我们的这个政治社会中，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两者常相违反。在事实上，很多官吏的行为，并不依据客观的法律，而纯粹出于他们的主观的好恶。他们的行为常常逾越他们的权限，侵害人民的权利，而这种行为甚少被阻止。因此，在人民方面，他们在法律上原均享有权利与自由，但实际上几无权利与自由可言。而在官吏方面，他们依法律原是负责的，受法律的制裁的。

李浩培先生认为，中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一部分的原因存在于官吏。就人民自身而言，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维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就有保持的希望，法律的效力也赖以保持。相反，如权利人不维护其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抛弃。如权利人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和一般人的心理里，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者为正当，权利人的权利归于乌有，法律便等于空文。故不维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周旋，实等于毁弃法治。不幸的是，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维护，对于违法侵害其权利的官吏，常常不予反击而予容忍。就官吏而言，颇多的官吏除欠缺必要的资格外，复无法律的训练，他们“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但如此，徇私舞弊，官官相护，贪污腐败，早已成了官场的“习惯法”，何能期望有真正的法治？

为了实行真正的法治，李浩培先生的理念和建议是：首先，应使一般人民知悉，人民不但是生物学上的人，在法律上也是人；法律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故对每一个人都赋予权利并保护其权利，不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每个人民，为拥护法治起见，应尽力实行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权利被违法侵害时，依法努力寻求救济，务使损害得到赔偿，权利得以恢复。第二，应使一般知识阶级知悉，欲使中国步入真正的法治，知识阶级为法律奋斗是不可少的。知识阶级应尽量涤除孤芳自赏的心理和各扫门前雪的惯性，依法组织起来，将官吏的违法行为揭发并纠正，务使大官小吏均逐渐依循法律的轨道而行为。第三，应使一切行政官知悉，行政必须依法。一切官员，不论大小高低，在法律学院中至少学习法学通论及行政法这两门课程。为求法治行政确立起见，还应实行军民分治，建立健全人事制度。第四，应使监察权尽量发挥。重视监察权，予监察委员以实在的保障，使其认真行使监察权，无所惧惮，是十分必要的。第五，应使司法完全独立。在一个法治国中，每一行政官，不论位怎样尊，功怎样大，都不应干涉司法；司法官也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尽力履行执法的职责。李浩培先生还强调，愿在高位的行政当局都以舜自居，而司法官均以皋陶自励。

李浩培先生的“法治实行问题”写于76年前，这篇文章我读过多遍，它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法治观及其对违法和腐败的痛恶，对当今社会无疑仍有启迪，仍要借鉴。作为律师，如能深刻领会先生的理念和建议，也就会进一步认识代理当事人依法维权的作用和意义。

李浩培先生是我的国际法老师，我对他有所了解。在下期所刊中，我将着重介绍先生对国际法的贡献。